汪精衛國民政府士兵於河岸行軍，時間推估為1942年。

介紹

汪精衛國民政府士兵於河岸行軍，時間推估為1942年。

汪精衛國民政府軍隊行經河岸

一群汪精衛國民政府士兵行經不知名河岸。推測可能為清鄉活動的一部分。

日期

約 1942年

藝術家∕創作者

不詳

媒介

相片

主題

清鄉

個案研究

日佔中國（1937-1945）

關鍵字

河流, 軍隊, 農村

進一步資訊

進一步閱讀

David Serfass, “L’occupation Japonaise comme objet pour l’histoire de l’État Chinois: l’exemple de la campagne de pacification rurale de gouvernement de Wang Jingwei, 1941-45”, Études Chinoises 35.2 (2016): 123-137.

來源

帝國戰爭博物館

來源參考編號

HU 073371

許可或感謝

帝國戰爭博物館（英國外交部政治情報局二次世界大戰相片圖書館）

COTCA 編碼

IWM-0001

更多項目

兒童作品，一

這是一系列由讀者提供予《兒童画刊》9.10（1941年4月）的精選圖片（多數為鉛筆畫）。這些圖畫讓我們一窺日佔中國官方對於學生行為的認知，而這些想法均反映在汪精衛國民政府首都孩子的創作中。
兒童作品，二

這是一系列由讀者提供予《兒童画刊》9.10（1941年4月）的精選圖片（多數為鉛筆畫）。這些圖畫讓我們一窺日佔中國官方對於日佔中國生活層面的認知，而這些想法均反映在汪精衛國民政府首都孩子的創作中。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黎明的描繪，例如對日本人的刻畫，以及當中某些圖片包含恬靜的中國鄉村景緻。儘管籃球出自美國，該項運動仍為日佔南京官方所認可的運動項目。
慶祝廣東更生二周年祝賀典禮

這一系列照片出自《華南畫報》2.3（1940年），當中呈現了日本人稱之為廣州於1938年的更生（即廣州的失守淪陷）二周年紀念祝賀典禮。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中山紀念堂的重要性，以及當中「民間」形式的文化展現。
維新政府治下之民眾生活

這一系列未註明出處的相片出自大民會所出版的《新中國》3.1（1940年1月）。這些照片用於呈現1938年成立的屬國政權─維新政府統治下的生活，而其最終於1940年3月併入汪精衛國民政府。最頂端的圖片標題為「絃歌不輟」；中間的圖片標題為「秋收豐登」；最底部的圖片標題為「復興建築」。這三張相片均是大民會於1938年至1940年期間所提倡最典型的影像，但同時也展現1930年代初期滿州國宣傳照片的深遠影響。
汪兆銘

這張附圖由宣傳部出版，出版日當日正逢汪精衛正式「還都」到南京接管日佔之下的政府。圖片中的符號（例如國民黨的白日黨徽，以及中華民國國旗的顏色）意指「回歸」戰前的規範。此中日本人的存在則較少提及。
前途無量

圖片為在日佔時期於南京針對兒童讀者所出版的雜誌之封面。此影像出自不知名作者。出版細節：《兒童画刊》9.10（1941年4月）的封面影像。
清鄉表裡觀

一種以藝術的方式呈現歷經清鄉的村落，畫中農民在村牆內之日常。村牆外則是反抗份子餓死和對當地居民施暴。該圖片取自期刊《中國漫畫》2.1（1942年10月）。
總奮起

這幅木刻畫出自鉄鷹之手，於《中華畫報》2.2（1944年3月）重製。木刻畫對日據中國藝術的重要性在文學幾乎被全然忽視。木刻畫迄今幾乎特指中國反抗的藝術，儘管該風格屬於戰爭期間重要的「日佔」視覺文化。就這幅畫來言，當中中國男子身穿新國民制服並揮舞中華民國國旗，衝向看不見的敵軍，乍看就像抗戰早期的木刻畫。
上工

這幅木刻畫出自顧藝華之手，於《中華畫報》1.4（1943年11月）重製。木刻畫對日佔中國藝術的重要性在文獻中幾乎被全然忽視。木刻畫迄今幾乎特指中國抗日的藝術，儘管該風格屬於戰爭期間重要的「日佔」視覺文化。
鳳陽姑娘

這幅木刻畫出自藝術家方文星之手，於《中華畫報》1.4（1943年11月）重製。木刻畫對日佔中國藝術的重要性在文獻中幾乎被全然忽視。木刻畫迄今幾乎特指中國抗日的藝術，儘管該風格屬於戰爭期間重要的「日佔」視覺文化。
婦人像

這幅木刻畫出自馬午之手（可能為日佔時期受歡迎藝術家中作品最豐富的一位），於《中華畫報》2.2（1943年3月）重製。木刻畫對日據中國藝術的重要性在文學幾乎被全然忽視。木刻畫迄今幾乎特指中國反抗的藝術，儘管該風格屬於戰爭期間重要的「日據」視覺文化。
《新中華画報》封面，1942年7月

這張封面影像出自於《新中華画報》封面4.7（1942年7月）。陳雲裳是上海戰爭期間數一數二受歡迎的影視名人，儘管她的穿著和公眾形象效仿好萊塢明星，其仍受到當時日佔政權時期親政府媒體的青睞。《新中華画報》是雙語（中英）刊物，由日佔時期新聞工作者伍麟趾於1939年至1944年時期在上海出版，並發送至中國及東南亞地區。